从公元前219年开始东巡,第一件事就是封禅泰山: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 (《史记.秦始皇本纪》)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上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颠,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史记.封禅书》) 这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秦始皇封禅泰山的权威性见解。但是,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的这两段材料,又不那么权威,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疑窦。首先,秦始皇上泰山和下泰山的路线就不清楚。按《封禅书》,秦始皇上泰山是阳上阴下,即从山南上山,从山北面下山。《 秦始皇本纪 》则不说上下路线。但是,上下路线不清,“休于大树下”的大树在南在北,则是问题。如果我们确认《封禅书》正确,则“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的大树则在泰山之阳,即山之南。那么,《秦始皇本纪》的“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中的“树”,则当在泰山之北。历代记载的“秦松挺秀”之松皆在泰山之南, “树”成为“松”如此说来,《封禅书》和《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上泰山的线路问题上 ,必有一误。较大的可能是,《秦始皇本纪》中的 “下,风雨暴至”之“下”乃后世误刻。其次,“立石”,“刻所立石”。按《秦始皇本纪》,将“立石”和“刻所立石”分写,甚至是“刻所立石”一句在“禅梁父”之后,人们很容易认为在泰山上“立石”,而在泰山下梁父山“刻所立石”。按《封禅书》,“上自泰山阳至颠,立石颂秦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则当是在山顶立石刻字。于是,问题产生,秦始皇在泰山之颠既立石又刻石呢,还是“立石”和“刻石”是一回事?非常有趣的是,泰山上既有所谓“立石”(今存,许多人称为“无字碑”,指为秦始皇所立),又有“刻石”(已废,今人据拓本重刻)。 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按,汉武帝刘彻)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征。《续汉书?祭祀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后世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 (《日知录.泰山立石》) 顾炎武的推论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宋以后的文人相传已久,特别是明人公然刻碑于其侧,为秦物,是亦各习难改。顾炎武在同书中进一步从秦始皇东巡刻石的体制和史家文字之严密证明泰山顶之“无字碑”非秦物,乃汉物,是颇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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