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武则天封禅

       武则天（公元624年-公元705年），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关于她进入宫帏，《资治通鉴》在贞观十一年条下说：“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将武则天选入后宫，完全是李世民的主意，李世民时年38岁。武则天入宫，李世民似乎特别兴奋：
       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闻士彠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母杨，恸泣与诀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母韪其意，止泣。既见帝，赐号武媚。
       武媚在宫中为才人，与李世民相处13年。史书、笔记未见有记载。大概在宫中无出格之举动。李世民逝世，她被李治注目，引入宫中：
       及帝崩，与嫔御皆为比丘尼。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王皇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后阴不悦。它日，帝过佛庐，才人见且泣，帝感动。后廉知状，引内后宫，以挠妃宠。  （《新唐书.武则天传》）
       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即皇帝位后，就大赦天下和出宫人。所谓出宫人，就是将老皇帝搜罗到后宫的宫女放出宫廷。李世民即帝位时，一次就放出3000人。《新唐书?武则天本纪》说“太宗崩，后削发为比丘尼，居于感业寺 ”，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武则天再与李治结缡，主要责任似乎也不在她身上。高宗身为太子时，就对武则天垂涎。高宗皇后请武则天入宫，一方面讨高宗李治欢心，一方面用武则天来抵消萧淑妃的宠幸，遏制萧淑妃的势力。当然，武则天也利用高宗李治、王皇后和萧淑妃，利用他们的矛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我们不能只承认王皇后、萧淑妃有利用武则天的资格，而不承认武则天有利用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资格。在政治游戏中，谁的手段高明,谁就是胜利者。《新唐书》作者的历史观念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将武则天列入《本纪》，以帝王的资格对待武则天，一方面又将武则天视为“女祸”，视同周幽王之褒姒：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周幽王之诗也。是时，幽王虽亡，而太子宜臼立，是为平王。而诗人乃言灭之者，以为文、武之业于是荡尽，东周虽在，不能复兴矣。其曰灭者，甚疾之之辞也。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
       且不说西周的结束是不是真的因为褒姒，也不说“女祸”说在中国政治史中的历史价值如何,单就武则天而言,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将她与褒姒画等号。诚然，武则天确实做过许多不该做的事，也确实伤害过许多不该伤害的人：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无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这就是骆宾王著名的痛诋武则天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除了情绪性的词语而外，就叙事而言，大都是有依据的，只有“弑君”一词，未知何指。我们不想重复骆宾王所指陈事件，只想指出，上述事件，有时也是不得已的。父子同爱，是父子的事，不能全推给武则天，因为此“父”此“子”均非常人，都是一代帝王，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抗拒是相当困难的，与其抗拒，不如利用。所以武则天就充分利用了李世民父子的弱点，为自己谋求帝王之尊作铺垫。政治家看重的是目的。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使用一些权术，势所难免。历史学家的着眼点应该是社会生产力。如果政治游戏的规则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破坏，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失败的,反之,就是成功的。抽象地评述政治家的某些个人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充其量是孩提之见。说起来,完全正确，但对历史却毫无意义。武则天无论是在辅助高宗李治的年代里，还是好垂帘听政乃至干脆做皇帝的年代里，并未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并且维持了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的良好政治经济局面。
       武则天亲近高宗李治之后，由昭仪而皇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又进号“天后”。此时，武则天提出12条建议：
       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这12条，是高宗李治在位，她实际掌权的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提出的，从标目看，这12条是有利于当时的朝廷政治稳定，特别是“ 劝农桑薄赋徭”、“息兵，以道德化天下”、“省功费力役”数项，对发展社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是较为重要的措施。“广言路”、“杜谗口”诸项，对政治稳定有益。当然,任何一位统治者，他（她）的“广言路”和“杜谗口”都有政治性利益、自身利益、社会利益三个方面，只是由于统治者本人的素质不同，价值取向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昏庸的统治者就是依据自身利益的价值标准，来“广言路”、“杜谗口”，其结果，奸言、媚言、诬言横流；忠良之言、谏诤之言、批评之言销声匿迹，于是，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自取灭亡。当然，也有的统治者在三者之间作不同程度的调节，出现不同侧面的价值取向,取得不同程度的社会效果。其中最佳的应当是以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标准，不断地遏止自身利益的欲望，出现上历史所谓“太平盛世”。屈指算来，唐太宗李世民堪当其任。至于武则天，我觉得她能够在三者之间进行依违调节，比较巧妙地运用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杠杆，最终达到自我利益的目标，虽不无权诈之嫌，亦不无狠毒之态,但毕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将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是应当肯定的。武则天的12条建议，是体现了这个政治运行规则的。

 2/6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