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武则天封禅

时间：2019-11-20 来源：作者：

      麟德二年，10月，李治从洛阳出发，赴泰山进行封禅：
       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资治通鉴》卷201）
       这段文字，提供了许多背景材料：李治封禅，连年丰收，斗米值五钱，天下丰裕。在封闭性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粮价低贱，说明粮食充足，粮食充足，就天下太平。因此,李治封禅,就经济而言，是天下富足而安定。“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的朝会使者，各帅领下属随李治封禅泰山。高丽,今朝鲜；波斯，今伊朗；乌长，亦作乌苌，今印度。在如此广大的范围，或属于唐王朝的少数民族，或属于归顺唐王朝的独立国家，或属于与唐王交往密切的友好国家，一言以蔽之，这个事实说明当时唐王朝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十分强大，在周边国家中有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据史书记载，高宗李治在到泰山的路程中，十分愉快。当他到达“濮阳”（今河南县名）时，问窦德玄：“濮阳人称‘帝丘’，为什么？”窦德玄不知究竟，无言可对。许敬守回答说：“古时颛顼住在这里，所以称为帝丘。”李治听了十分高兴。许敬宗走了之后，李治说：“当大臣不可以没有学问；我看窦德玄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内心里替他羞愧。”窦德玄听了这话不服气，进行反驳，说：“人有能话不能，我不知道不勉强回答，这正是我的优点。”李勣做总结：说许敬宗知道得多，很好；窦德玄的话也十分有理。这一则故事，说明李治和大臣在路上心情轻松，十分愉快。李治在路上办的另一件事是给寿张张公艺祝贺：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冲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寿张是山东县名。张公艺“九世同居”，靠的是一个“忍”字。张公艺说的也许是实话，但九世同居，靠“忍”字维持，确乎艰难不易。众所周知，维系家庭关系，人们可能有许多办法，但说到底，家庭的命根子是经济。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家庭就可以维持，丧失共同的经济利益，家庭就解体，父子、夫妻概莫能免。道德伦理、文化心态……只是一贴贴酸甜苦辣的调味剂。张公艺抛开其他因素，突出一个“忍”字，十分新鲜，李治对乃父与叔伯父之间的关系、自身与兄长李承乾、李泰之间的关系深为了解，深感能“九世同居”之不易，所以感慨良多，大加称道，并“赐以缣帛”。
       《旧唐书》卷23记载唐高宗李治封禅泰山，用取水火之器取火于日，取水于,甚为新鲜。秦汉封禅，未见此举。兹抄录如下：
     丙辰，前罗文府果毅李敬贞论封禅须明水实樽：“《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云：‘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数石。’王充《论衡》云：‘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水于月,相去甚远,而火至水来者，气感之验也。’《汉旧仪》云：‘八月饮酎，车驾夕牲，以鉴诸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周礼.考工记》云：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注云：‘鉴燧，取水火之器也。’准郑此注,则水火之器,皆以金锡为之。今司宰有阳燧，形如圆镜，以取明火；阴鉴形如方镜,以取明水。但比年祭祀，皆用阳燧取火，应时得；以阴鉴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替明水之处。”奉敕令礼司研究。敬贞因说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礼》金锡相半，自是造阳燧法，郑玄错解，以为阴鉴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诸，引《淮南子》等书，用大蛤也。”又称：“敬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奉常奏曰：“封禅祭祀，即须明水实樽。敬贞所陈，检有故实。”又称：“先经试验确执，望请差敬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与所司对试。”这一段文字叙述冗长,其实很简单。封禅泰山，举行祭祀，需用水火。但水火不是人间通常水火，必须是明水明火。所谓明水明火，即今日之天水、天火。取天火之法是阳燧，即以金锡各半制成圆镜形器具，聚焦成火。实际上可能类似今天的太阳灶。所以说“取火于日”。这个圆镜形器具，人称“阳燧”。同理，古人称有阴燧，亦用同样的材料方形镜器具，但试验不得水。于是考查古书，郑玄注释错误，应该改从《淮南子》的说法，不用金锡各半制成的阴燧,而用大蛤。试验结果，果然得水。于是，向高宗李治建议，不用郑玄说的“阴燧”，改用《淮南子》上说的“方诸”。“方诸”,就是大蛤。郑玄是东汉的大儒，他的《五经注》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性的解释，要改变，要纠正，自然要费很大的周折。对于这件事,高宗李治下了一道很开明的诏书：
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独不改张，斯乃自处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禅，即用玉牒金绳,器物之间,复有瓦?秸席，一时行礼，文质顿乖，驳而不伦，深为未惬。其封祀、降禅所设上帝、后土位，先设稿秸。瓦?、瓢杯等物，并宜改用裀襑罍，每事从文。其诸郊祀，亦宜准此。
从字面上看，这个诏书并不是针对前边说的明水明火问题，也不是针对阳燧和方诸问题，而是针对封禅典礼的仪式，但是，《旧唐书》的作者在《礼仪志》中确实将它放在明水问题之后，并且以“是日”相连接。因此，我们以为封禅之前高宗李治研究的问题甚多，诏书从简，只涉及瓦?秸席之类，其精神实质是不必一切从古，今人不用“瓦?”，而用“罍爵”，所以改用“罍爵”。不言而喻，阴燧或阴鉴不能取明水，用方诸才能取明水，那就不用阴燧或阴鉴，就改用“方诸”，本属正常。但是，秦汉之际，儒生往往食古不化，不敢按实际情况便宜行事，一味信古崇古，甚至引经据典，议论纷繁，难衷一是。所以,秦皇、汉武皆不用儒生之论。唐太宗李世民虽然用儒生研究问题，但决定问题，只由少数人拍板。李治更是提出“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 的观念。并且进一步指出，不随代改革是不对的，是“自处于厚，奉天以薄”，是不尊敬天地神祗的行为。所以，高宗李治虽然仁厚少能，却能因时适势，不固执偏见，却也是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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