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未遂封禅

时间：2019-11-20 来源：作者：

       高祖大惊，谓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萧瑀、陈叔达进曰：“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建成、元吉，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衅起萧墙，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盖天下，率土归心，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陛下如释重负，苍生自然从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抚之曰：“近日已来，几有投杼之惑。”太宗衷号久之。     （同上）
       萧瑀、陈叔达实际上都是李世民的亲信。萧瑀和陈叔达对李渊的进言，实质上是替李世民逼宫。李世民不便说的话，萧、陈二位一古脑儿说了个明明白白。李渊虽费尽心机,但毕竟大势已去。好在李渊深知利害，非常痛快地接受了“ 处以元良，委之国务 ”的建议。当然，双方都演了一段戏，双方都找了一个台阶。只是李渊的台阶下起来忍气吞声,李世民的台阶下起来气势不凡而已。李渊称“委之国务”是他的“夙志”，显然是假话，说“几有投杼之惑”，显然是无可奈何的话。“投杼”用曾参母亲的故事：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正在织布,闻此言不信,织布如故，机杼不停。第二次来告，亦不信，如故。到第三次来告，“投杼踰墙”而走。也就是说，到第三次，曾参母亲相信了谣言。投杼之惑，就是自己相信了建成、元吉的谣言。就君臣关系而言，是皇帝向大臣检讨认错，就家庭关系而言，是父亲向儿子检讨认错。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必须“哀号”几声，何况他还射杀建成并由部下杀元吉呢！6月4日玄武门之变，8月李渊正式让位，李世民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开创他的帝王伟业。
       李世民在中国地主阶级政权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向为人乐道。“帝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确是政绩辉煌。无烦细说。我们以为，李世民最突出的是“纳谏”与“自律”。中国封建帝王，以天子自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权力一“至高”或“无上”，就会迅速腐败。“纳谏”就变成“独断专行”，“自律”就变成“骄奢放纵”。常常是功越大，越独断专行和骄奢放纵，而李世民似乎是个例外，功绩大大，而自律严严，虽不无可指责之过，但大体清勤自守，不失明君风采。
       讲到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少不了要讲他与魏征的关系。
       魏征（公元580年－公元643年），字玄成。今河北省馆陶县人。入唐，初随太子建成,是建成的重要谋士,曾劝李建成早日灭李世民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李世民杀建成、元吉之后，显然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而且太子建成和巢王元吉，都各自是一个势力集团，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李世民为了缓解这个舆论压力，就从魏征身上做了工作：
       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    （《新唐书.魏征传》）
       李世民玄武门之变，面对杀兄杀弟的局面，从政治的角度说，是权力之争；从历史的角度说，是贤不肖之争；从家庭的角度说，是兄弟残杀，李世民难逃其咎。李世民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势力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彻底消灭。二是分化瓦解，该打的坚决打，能拉的坚决拉，对个别有影响能起作用的坚决重用。李世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代表人物选择了魏征。魏征曾忠于建成,是政敌，拉过来，化敌为友，对缩小建成的影响会起极为有益的作用。于是,宽容大肚,“器其直，无恨意。”并且，李世民即帝位后，拜魏征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果然，魏征归顺李世民之后，为李世民解困，做了极有益的工作：
       当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征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帝曰：“尔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征与其副谋曰：“属有诏，宫府旧人普原之。今复执送志安等，谁不自疑者？吾属虽往，人不信。”即贷而后闻。使还，帝悦，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馀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由是拜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同上）
       显而易见，李世民用人有方，魏征事主有术，两人一拍即合。魏征替李世民完成了缓解隐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余党与李世民的矛盾，使李世民稳定大局，迅速走上皇帝宝座。需要指出的，李世民用魏征，开初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玄武门之变，虽然李世民是胜利者，但在社会世俗舆论上,必然受到困扰。用魏征，可以缓解这个困扰。李世民的好处是，能将魏征的作用发挥到底，由缓解玄武门之变的矛盾，到治国平天下，择善而从，确乎表现了纳谏的持续性。所以一生犯过错较小，较少。
      魏征的善谏，李世民的纳谏，两《唐书》和《贞观政要》每有记载，无庸细述。值得一提的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可以认为是善谏的纲领：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得。这些原则，不仅对千年以前的帝王有鉴戒的作用，而且对千年以后的普通人也有鉴戒作用。魏征曾坦率地对李世民说，“ 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他举例说，尧舜时代，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尽管有奸人，也不能妨碍尧舜了解下情。秦二世只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徧天下而不得闻。”他希望做“良臣”,不做“忠臣”,因为“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忠臣，已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这些话，对李世民有警策作用。说实在的，魏征的存在，给李世民提供了警钟长鸣的作用。当然，李世民的个人素质良好，对警钟的鸣声特别敏感，依警钟而自律，实在是历史上罕见的君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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